一樁兇殺震驚全國。

香港女性蔡天鳳遭前夫一家殺害碎尸，手段相當惡劣，落網人數(shù)已增至七人。

再加上香港小報的細致渲染，讓人汗毛直豎。

沒想到香港電影里的情節(jié)在現(xiàn)實里上演了。

以及。

這個案件又會改編成一部奇案片嗎？

就說最近，口碑頗高的香港三級片《正義回廊》，就改編自真實案件。

2013年香港發(fā)生的大角咀雙尸案，兇犯周凱亮攜好友謝臻麟，策劃、謀殺自己的親生父母并分尸。

光碟時代，這些奇案片更是無數(shù)人揮之不去的童年陰影。

從中也窺見了香港繁榮之下完全不同的另一面。

兇案沒有停止。

但那個香港奇案片噴涌而出的年代，也許不會再來了。

這個社會，有沒有更加正常呢？

01

殘忍

說吧，小時候你有沒偷偷看過這些錄像帶。

看的時候只覺得驚悚獵奇，但身在內地的我們，并不了解這些案件都真實發(fā)生過。

《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》，改編自1985年澳門的八仙飯店滅門案。

《溶尸奇案》，1989年發(fā)生的空姐溶尸案。

《羔羊醫(yī)生》，大名鼎鼎的雨夜屠夫連環(huán)殺人案。

《屯門色魔》，90年代發(fā)生在屯門區(qū)的連環(huán)強奸殺人案。

仔細查查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所謂的“香港十大奇案”幾乎都有對應的電影，而且有的拍了好幾個版本。

1993年，就一前一后上映了兩部根據空姐溶尸案改編的電影，《溶尸奇案》和《郎心如鐵》。

任達華在不同的電影里演了好幾次“雨夜屠夫”。

奇案之奇，大多在于手段殘忍詭異，偵破過程曲折，聳人聽聞。

連環(huán)殺人、虐待、碎尸……

由于香港媒體的極度發(fā)達和高度自由，這些兇殺案都被事無巨細地報道出來，成為市民爭相討論的話題。

有熱度，就有噱頭。

于是一批主打“真實還原”的獵奇電影，紛紛誕生。

早年的標題黨大概就是如此——

常規(guī)的，比如《香港奇案之紙盒藏尸》。

繪聲繪色，“津津有味”的，有《人頭豆腐湯》《烹夫》《人肉天婦羅》。

在內容上，重點渲染的是兇手恐怖的作案手段。

以至于很多奇案片非常血腥暴力，帶著濃重的cult味。

《郎心如鐵》里受害者的頭在地上直勾勾地盯著觀眾。

《人肉叉燒包》里詳細呈現(xiàn)了男主如何殺害一家人，并將他們做成包子的過程。

雖然如今來看道具和血漿都很假，但地面擺滿一堆殘肢的畫面，還是深深傷害了很多人幼小的心靈。

改編自“hellokitty藏尸案”的《人頭豆腐湯》，詳細呈現(xiàn)了鐵鍋燉頭顱，食用內臟等重口情節(jié)。

往往與暴力雙拼的，還有色情。

女性的柔弱和美色被極盡剝削。

比如很多奇案片會直接以“強奸”“奸殺”當做標題和噱頭。

九十年代初期，是奇案片發(fā)展的最高潮。

特別是1992至1993年間，以《羔羊醫(yī)生》《人肉叉燒包》為代表的奇案三級片，票房達到了1000萬以上，趕上了《英雄本色》和《霸王別姬》。

在1993年，奇案片更創(chuàng)造了歷史。

《人肉叉燒包》捧出了第一個金像獎三級片影帝，《郎心如鐵》則讓吳佳麗成為第一個三級片金馬影后。

這樣的電影無疑是格調不高。

1993年《南華早報》曾批評香港電影市場出現(xiàn)的奇案熱，是片商在滿足觀眾“窺奇求怪”的需求。

但越是俗的，越證明有廣泛的需求。

香港的九十年代，社會心態(tài)膨脹、失衡，對未來失去安全感。

奇案片成為一個隱秘的宣泄口。

在這個時候，大家來不及去考慮社會影響，或者受害者家屬的感受。

電影還會大肆渲染，凸顯是“真實改編”。

比如在《羔羊醫(yī)生》里，原罪犯林過云將女受害者身體部位切割并制作標本的習慣，被電影用道具極大程度地還原。

林過云，直接改一個字，林過雨。

但為了滿足故事需要，很多情節(jié)又都是杜撰的。

影響最惡劣的便是八仙飯店案件里，兇手把尸體做成包子一直都只是傳言，從未證實。

但此片一出，直接引發(fā)了港澳兩地的叉燒包滯銷危機。

過分嗎？

當然。

但按照香港法律，只要遵從了分級制度，就可以上映。

至于倫理道德，那處于灰色地帶。

1990-1994年廣州著名兇犯羅樹標連續(xù)強奸殺害19名女性，據他交代是受到香港“雨夜屠夫案”三級片的影響，模仿林過云犯罪。

但非常戲劇的是。

香港于1995年以他的故事為藍本，又拍了一部奇案片，還起了一個非常恐怖的名字：《廣州殺人王之人皮日記》。

并且在電影中寫到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。

02

憤怒

香港犯罪電影發(fā)展的土壤可以歸結為兩點。

一是高度自由和飛速發(fā)展的叢林社會中，光怪陸離的社會事件與黑白難辨的復雜人性。

二是分級制度，又確保了百無禁忌，大膽敢拍。

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誕生的香港奇案片具有兩面性。

它有其殘忍剝削的屬性。

但同時，又成了一把大膽劃開香港光鮮表面的帶血利刃。

49年后，香港電影是對舊上海電影的翻版與移植，不斷重復才子佳人的故事。

到七十年代城市發(fā)展，漸漸開始重視市民文化與當下現(xiàn)實。

能夠引發(fā)全港轟動的社會治安事件，無疑是極好的電影題材。

1974年，麥當雄執(zhí)導了基于香港真實案件改編的電視劇《十大奇案》，獲得巨大成功。

雖然在當時堪稱血腥恐怖，但現(xiàn)在看來很像是尺度大點的法制欄目劇。

同一時期，邵氏拍攝了以著名綁架兇殺案“三狼案”為原型的《天網》。

三狼指三個兇手馬廣燦、李渭及倪秉堅，在59至61年間連續(xù)綁架和殺人。

這部電影主旨在當下看來非常樸素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。

電影的一大部分時間并非用來呈現(xiàn)殘忍的作案，而是兇手落網、遭遇審判和行刑的過程，可以說有很重的警示意味。

1976年邵氏乘勝追擊，拍攝了蔡瀾、倪匡參與編劇的電影《十大奇案》。

內含三個故事：《灶底藏尸》《血濺吊頸嶺》和《龍虎武師》。

彼時的奇案片雖然仍以法律教化宣傳為重點，但已然透露出后來的發(fā)展方向。

比如開始渲染奇情、情欲，再比如使用恐怖片的拍法。

當然最重要的是。

它展示了一副香港底層畫卷，那些孕育仇恨和暴力的角落。

這也成為后來奇案片撇去各種博人眼球的噱頭之后，統(tǒng)一的底色。

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和開啟分級制度后，電影創(chuàng)作自由度大幅提升。

一方面是觀眾“俗”的獵奇需求。

另一方面，是電影創(chuàng)作者借兇案，刺破社會的假面。

不是說，香港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嗎？

不是說，香港經濟發(fā)達，法治與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嗎？

或者，香港真的是個善惡有報，付出就有收獲的公平世界嗎？

奇案片不是只有艷情和剝削，也開始生出反骨。

比如《紙盒藏尸之公審》，改編自1974年發(fā)生在香港跑馬地的紙盒藏尸案。

16歲少女被發(fā)現(xiàn)藏尸街頭紙盒，嫌疑人為中年男子歐陽炳強。

此案在香港造成轟動的原因，主要在于其法治進程上重大意義，和至今難辨的疑點。

“紙盒藏尸案”是香港法庭首次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，僅憑“科學鑒證”技術便將疑犯定罪，即找到了所謂的“犯罪物證”。

而嫌犯雖被判有罪，但他始終否認自己真正殺了人。

歐陽炳強是否是真兇，如今仍有爭論。

在當時的香港，“科學鑒證”定罪也引發(fā)了不小爭議，甚至出現(xiàn)了很多抗議行為。

《紙盒藏尸之公審》雖然有著強奸兇殺的噱頭，但卻在探討“科學鑒證”不成熟的隱患，和法律公正問題。

電影里歐陽是否是真兇變得不再重要。

警方一邊用著國外引進的最新鑒證技術，一邊卻對犯人用著傳統(tǒng)藝能——刑訊逼供。

開頭暴力兇案發(fā)生的場所，狹窄陰暗的樓道，是無數(shù)底層人每天必經的日常。

就像結尾男主放走的那只蟑螂，不過是在表達那些卑微無奈的命數(shù)。

如果紙盒藏尸案存在法律制造冤案的可能，《溶尸奇案》則是在探討另一面。

真實案件中，兩名嫌疑人本被判死刑。

但后又離奇翻供，男嫌疑人被釋放。

那么，是否存在鉆法律漏洞的可能？

在電影最后，吳鎮(zhèn)宇令人發(fā)毛的眼神——

根據香港法律

任何上訴成功人士均不可再被同樣罪名起訴

除非自證有罪

并要有足夠證據證明自己有罪

在那部最著名的《八仙飯店》里，質疑和控訴以一種極端癲狂的方式被展現(xiàn)出來。

表面上，它只是在呈現(xiàn)一種惡心和變態(tài)。

但切開皮肉，更切開社會的表象，釋放出沖天的不忿之氣。

不用說，殺人犯黃志恒當然是惡人。

那么在他對面的人又怎么樣？

警長，每天帶一個不同的小姐到警局指導工作。

黃志恒殺人手段殘忍。

但警察逼供的方式不遑多讓。

諷刺拉滿的是，警察以辦案為借口又吃又拿還不給錢的叉燒包——

人肉做的。

在全片的高潮——黃志恒夜屠鄭臨一家八口。

小時候看，只被這極度的血腥嚇得捂眼。

但回看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導演別出心裁地設計了明暗兩條線。

明里，當然是殺人。

暗里，你看。

這是一個極其重男輕女的家庭。

這和命案有關系嗎？

有。

也許它不能決定是否殺人，但卻影響著案情的走向。

因為母親不耐煩地把女兒趕下樓，所以女兒看到了樓下的爭執(zhí)。

因為兒子吵著要下去，所以才有了接下來——

黃志恒抓住兒子為要挾。

就輕松讓被抓住命根的母親，乖乖找來鋼絲，幫自己綁好了全家人！

雖然我們現(xiàn)在一聯(lián)想到《人肉叉燒包》，就會浮現(xiàn)出黃秋生磨刀霍霍的畫面。

但片中黃志恒一開始殺人，用的不是刀，而是用碎玻璃瓶——

和老板鄭打架時敲碎的。

這說明他殺人并沒有計劃，只是一時動氣，就抄起最近手邊的工具，兇器都顧不上挑選。

他本來只是想報復老板，沒想過要害他的家人。

一開始殺了人，是無意間失手。

等全部的怒火發(fā)泄完后，他才想起來，家里還有四個女兒要解決。

于是換了更順手的工具——

刀。

將她們一個個斬殺。

手法單一，沒有感情，就像平時在叉燒店重復的勞作……

不管是給了她們生命的父母，還是奪走她們生命的兇手。

諷刺的是。

在他們眼里，女兒都同樣地無足輕重，甚至是累贅。

這是導演在血光之中，藏下的一個非常黑色的黑色幽默。

這種人間失衡，善惡無倫的情景，在主流商業(yè)片中，只能腹誹。

在三級奇案片中，才能呈現(xiàn)得更淋漓盡致。

03

回歸

隨著新世紀后香港電影的沒落，奇案片也不能幸免。

沒有了那種膨脹癲狂的商業(yè)屬性。

奇案片不再突出“奇”。

而是冷。

2001年，拍出過《人肉叉燒包》的邱禮濤，拍出了《等候董建華發(fā)落》。

電影原型案件是1985年的“寶馬山雙尸案”，香港八十年代最嚴重的童黨殺人案。

在香港讀書的一對英國小情侶慘遭一群青少年虐殺，震動全港。

令人發(fā)指的是，兩名死者身上的擊傷達到了幾百處之多。

其實早在92年，香港就以此案為藍本拍過一部《寶馬山奇案》。

這部電影走的是傳統(tǒng)三級奇案路線，看它的另一個名字就知道了——

但這一回，拍出過《人肉叉燒包》的邱禮濤一改曾經的瘋狂，變得冷峻克制。

不再大肆渲染殘忍的作案手段。

而是將視角放在了落網之后的少年犯的命運上。

因案發(fā)時，有幾位兇手尚未成年，按照當時的法律，要等成年后“待英國女王發(fā)落”。

但97年香港回歸，他們的命運又落到了特首董建華的手上。

在時代劇變的當口，這些少年犯如何定刑，唯有漫長地等待。

導演借著少年犯的命運，表達著更復雜的情緒。

2009年，許鞍華導演以2004年的天水圍滅門案為原型，拍攝了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。

一個來自內地農村的女子，如何在香港因丈夫家暴反復求助無門，最終和孩子一起被丈夫殘忍殺害的故事。

當年案發(fā)時，香港媒體曾稱其為“人倫慘劇”。

但在許鞍華這里，此案顯然不是什么家庭情感倫理糾紛。

電影鏡頭記錄了香港政府對處理家暴問題鋪天蓋地的宣傳。

可到了實際中，女主又一次次沒有得到關鍵切實的庇佑。

她最后一次回去接女兒時尋求警察幫助，但警察以家庭糾紛為由拒絕陪同，才最終導致了一家人命喪黃泉。

電影里，許鞍華尖銳地表達了對權力機關虛偽的控訴與不信任。

再到2015年，以湖南少女王嘉梅命案改編的電影《踏血尋梅》。

橫掃金像獎13項提名，被視為港片本土精神的再現(xiàn)。

《踏血尋梅》的尺度當然夠大，夠三級。

它有大量的性愛場景和毀壞尸體的血腥鏡頭。

但這些鏡頭又并非是渲染和挑逗式的，而以非常冷峻寫實的視角透露著殘酷和悲哀。

這個來自內地的底層移民女孩，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，有著怎么樣的心境。

就像佳梅和她愛上的那位嫖客幾次在酒店里的所謂“大尺度情節(jié)”，就足夠明顯——

佳梅處于鏡頭下方，呈躺倒的姿勢，男人站起，用水將她淋濕。

雖然佳梅表情并無不悅，但這種低姿態(tài)，順從地“接受”他將欲望放入自己的身體里，畫面里，一上一下，也暗喻了兩個人在感情上的不平等。

接著，他們在浴缸邊的動作，更值得細看。

佳梅的兩個手被箍在身后，像是獻祭給男人的獵物。

而下一個鏡頭，是佳梅的手摸著花灑，她享受著與這個男人的親吻、愛撫，她與這個男人“無償”的性關系里，獲得了虛妄的滿足感。

一如她在這座毫無歸屬感的城市里，想要尋求的人生。

港片在拍犯罪時，犯罪行為本身，從來只是各種視角的出發(fā)點。

不論是《等候董建華發(fā)落》里，內地移民的母親對女兒傷心地說：“是你要帶我來香港的，還說這里是天堂，這里沒有一個好人，連你也是一樣?！?/p>

《天水圍》里對媒體撒謊的警察。

還是《踏血尋梅》里表達的那種絕望感。

以及《正義回廊》里，媒體為搏版面的瘋狂。

它們都在控訴著不同的“香港病”。

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新世紀以來，香港奇案片在淡化曾經的獵奇屬性，更植根于香港的現(xiàn)實問題。

甚至一個很明顯的現(xiàn)象是，如果曾經的奇案片還在試圖用激烈地方式進行規(guī)勸和批判。

如今的奇案片，比往日更顯出背水一戰(zhàn)的悲壯氣息。

由于分級問題這些電影不存在于大陸上映的考量，所以，這些曾經邊緣化的“三級片”，反而在如今承擔起了香港電影本土性表達的重擔。

但互聯(lián)網時代，一部電影招致的輿論反饋是非常及時的。

是否對受害者極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話題，也會全程受到輿論的跟蹤。

去年，根據操場埋尸案改編的掃黑除惡電影《操場》一經立項便遭到了家屬起訴，稱未獲得家屬授權，擔心亂編。

2018年時，韓國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電影《暗數(shù)殺人》遭到家屬起訴，稱未取得同意，且片中的作案手法過于細節(jié)還原，導致二次傷害，最終制片方親自向家屬道歉才最終達成和解。

且不說是刺痛大眾神經的極端案件。

就連張婉婷為母校幾個女生拍攝的成長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在香港上映后廣受好評，不少人從中看到了自己真實的青春經歷，豆瓣上打出9.1分。

但上映后，片中的受訪對象突然在網上和媒體上爆料，紀錄片的公映并未得到他們允許，并涉及侵犯隱私，在爭議下導演選擇暫停放映。

公民的隱私，與導演的表達，邊界應該怎樣劃分？

在今天的互聯(lián)網文化下。

輿論正在博弈出一個新的規(guī)則。

相應的，過去香港奇案片的那種百無禁忌、極盡過火的面貌，很可能難以重現(xiàn)了。

就如今天的蔡天鳳。

同樣是血色的罪案細節(jié)，在爆炸式的傳播后，很快引來反感，網友紛紛指責這種做法為“嗜血”。

不同的傳播法則，影響了民眾對暴力內容的容忍度。

新的電影創(chuàng)作環(huán)境，也決定了電影能呈現(xiàn)的尺度。

畢竟對于我們社會而言。

阻止案件曝光是相對容易的。

——比阻止案件發(fā)生容易多了。